（4）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的。
这个规则在法律上被称为形式主义原则，或者物权意思的形式要件原则，即行为人内心的真实意思通过一个客观的形式表达出来并能够被第三人认识。当然，民法作为社会的基本法律，受这一次革命的影响也最大。
在现实生活中，无因性这个原则提出的主张，已经改造了罗马法上的善意取得原则，使得善意取得必须遵守物权公示原则，才能够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日本在形式上虽然采用德国法，但有些学者认为它们采用的是法国法系统，有些学者认为采用的是德国法系统。但是从现在来看，从我的学习和研究，我们中国人首先要以敬仰之心来看待民法上的概念逻辑。例如我在前面的课程中提到的民法中的人的问题，从有等级身份的人怎样过渡到抽象的人（我曾经讲过的梅因从身份到契约的理论），这个重大的法学历史问题，学习民法的，都应该清楚掌握。所以我们知道，处分行为这个概念，指的就是对民事权利或者权利的客体进行了支配性质的处理的意思。
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研究该问题，可以参见我以前的论文《法律行为制度构造及民法典的制定》。所以，这个理论体系是很完整的，而且也是非常科学的，是值得我国民法立法吸收、采纳的。所以康有为强烈主张压制女性有害于立国传种，必须通过变法使女子地位独立。
这亦是康有为女性思想在当时扩散的现实机制。不仅如此，康有为的女性论中已经出现男女同为国民，则有民权的思想痕迹{5}（P.200）。在本文论证的范围内，解决前述两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思想发生的历史情境中看到在早期知识精英的言说中女性如何超越性别、与国家建立联系。他认为缠足是对占中国半数以上人口的女性施加的罪人般的刑罚。
夫个人之品性，虽由外界之风俗境遇熏染刺激而化，亦自因内界之数十代遗传根性酝酿陶铸而成。基于女性与国家未来的紧密联系，梁启超认为国家强弱与女性的强弱成正比。
摘要: 晚近出现的二元社会性别视角，无法容纳中国近代女权概念的丰富面向。在康有为看来，此时女性仍属一家之私人而不为一国之公民。马君武的翻译将权利定义为有机会自由练习和发展自己固有的能力。[16]同一文献脉络中，存在从历史制度的角度探求当代中国宪法特质的比较研究。
传统的婚姻礼仪被康有为视为先圣对传统家庭结构中女性较男性弱势地位的补强手段，认为传统家庭关系中的妻者即男子的齐者，所以夫妻间要行相敬如宾之义。而根性之传，必离母以附子，阳施阴受，顿渐各殊。在抽象的法理层面，中国近代的女权在发展中出现了与当时民权观念交织的形态。换言之，女性接受教育的现实目标是为了以一身所作之业，为一身衣食计，这也要求女性学习职业中所以然之理及其所当行之事{6}（P.41）。
以上论说之目的，亦于《女界钟》结尾道明：吾放眼观中国女子之社会，现状既如斯矣。[8]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以女权概念为线索，中国近代的思想场域生成了什么样的女性形象、嵌入何种话语体系，如是话语体系向何种历史现实进行了智识回应？同时，本文还期待对一个根本的方法问题进行实质检讨，即在近代中国女权概念及其所在的结构中，究竟有多少理论空间可以留给后世生成的社会性别概念进行重返式探究。
[14]黄兴涛认为，在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话语多用来指称、论述或分析概念观念思想及思潮等历史现象，或者直接明确表示以话语来研究历史问题{4}（P.149）。所以，比起人为割裂或者建立三个概念之间的联系，更合适的分析考察可以是以女权概念为中心，看到以上概念共享的思想脉络与话语实践中构成的交织形态，并进而适当归纳为抽象结构。
[14]新近一份研究检讨法政概念所依赖的话语结构和智识资源，可视为这一方法论立场上研究法政概念旅行与移植主题的典型，参见尤陈俊：‘法律文化概念在中国（1930—1985）：一个知识考古学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24]将金天翮《女界钟》称为男界钟的典型批评，参见刘禾、王政、高彦颐：从《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现代性，载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从这一点出发，此后《女界钟》里一些今人称之为国家主义的观点才顺理成章，包括第二节女子之道德中提到三千年来中国女子常注意私德，而于公德则直可谓之未尝闻也，公德者，爱国与救世是也{11}（P.12）。{5}（P.199）于是，参与国政成为了男女共享天权到性别平等的指向与底色，也是本文回溯思想家女性论点嵌入的话语权力结构的必要性之示例。除本注之外所有同标前引的页码属《饮冰室文集上》通论一部。注释: [1]如宪法一词在近代经历的古今转换，参见崔学森、赵海城：回归借词‘宪法——基于中日文化交流视角的考察，载《明星国际研究》（明星国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2018年第10卷。
在流动的现实情境中，舶来的概念通过包括翻译在内的话语实践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并且借由这样的合法性进入规范表达。而此前兴女学这样笼统的口号在《女界钟》里被转化成了建立女子师范学校这样具体的纲领，同时直接批评了女性教育不应限家政的学习，夫家政之为学，单纯而简捷，口讲手画，不三日而毕矣{11}（P.40）。
——这种国家想象与女性形象互相定义的思想过程，不仅与西方女性主义将男性视为女性对立面的二元认知结构相异，而且迄今为止，我们认为它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性别话语在社会认知中的深层结构。其次，夫妻之间存在权利关系，而应该摆脱夫唱妇随的野蛮模式，成为文明的夫妻。
对于梁启超的女性论，现有研究往往将梁启超在1897年发表的论女学视为其女性权利思想的系统表达{3}（P.26、27）。马君武并没有解释过为何要做如是嫁接处理，但这篇的结尾再次暗示了家庭与国家类比的目的：凡一国而为专制之国也，其国中之一家亦必专制焉。
{11}（P.4） 对国民之母的期待本质上是对国民之师的召唤。无论是在法国、英国还是美国，其女权思想的发育都已经在民族国家的现代观念形成之后，被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所见，后世则将其称之为古典女性主义批判的理论。[5] 女权概念尚未在中文公法领域研究中得到妥当情境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女性研究在分析《女界钟》时言必称的国民之母论断其实出现在全书开头，即绪论部分。
马君武在翻译中还将选择过的密尔女性论与当时欧洲社会主义党纲中男女平等的内容进行嫁接。马君武女权篇中主张的女权革命，在《女界钟》中成为民权革命必须与女权革命同时进行的强烈观点：18、19世纪之世界为君权革命之时代。
[11]参见宋少鹏：中国女权思想真的被西方思想绑架了吗？，载《读书》2010年第9期。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看来，国民之母不是结论而是为全书的论证体系提供前提。
中国女权运动是现代国民国家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11]。有才万人，国可以强{6}（P.261）。
通过对女权概念的论说与阐发，康有为和梁启超师生二人的思想初步勾勒了理想女性的面貌。次盛者，其国次强，包括英、美、法、德和日本。[19]梁启超将女性囿于家庭、依附男子生活的状况称为妇人分利，并且直言妇人分利不仅使得女性极苦，而且也导致男子极苦。在康有为前论埋下伏线之处，同样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梁启超不仅把女性地位的提升和国家未来的强盛直接联系，而且微妙地注意到了女子教育有两个面相：一是女性进入职业领域成为生利之人，二是更好地承担母职、为未来中国养育下一代。
{11}金天翮：《女界钟》，陈雁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中，中国女性的能力、权利与地位与国家想象产生直接联系，并承载当时典型知识分子们对未来富强中国的信念。
{3}（P.57）女权说将女性享有权利的问题和革命直接相连，密尔也成为了诚女权革命之伟人哉。这一点上梁启超明显超越了同时代思想家。
[18] 梁启超的女性论比其师更鲜明，即使他并未明确使用过女权一词。梁启超相信有才千人，国可以立。
